案例：美国梅奥医学中心 成立于1863年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是当今最富盛名、最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医疗服务品牌。

保守估计，成都市以治为目的的医疗旅游人数在3000万人次左右，加上以疗、养为目的的医疗旅游人数，成都国内医疗旅游人数恐在5000万人次左右，约占成都市旅游总人数的1/3。全球范围内国际游客到访量从2010年到2030年，将以年均3.3%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18亿人次。

这些有利于旅游者身心健康的旅游资源都可成为医疗旅游的载体，医疗旅游也离不开这些旅游资源的支持。亚洲医疗旅游异军突起的关键因素，包括医疗质量和旅游质量，印度、新加坡的不少专科医疗服务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国际医疗旅游的兴起使医疗业出现全球化的趋势。身处其中仿佛化身帝王贵族，高贵优雅，悠哉惬意，品葡萄美酒，任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现在，每年通过梅奥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数达到50万。

印度卫生部门还与NHS磋商，将需要长时间等候手术的英国病人转到印度治疗，既能缓解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组织的医疗压力，又能增加客源，不失为共赢之举。另外，旅游的外向性和美好性，也能提升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或区域的品牌价值提升，并最终使得城市里的人、商品、资产等的价值得到提升。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 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

主要结论是: 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如果 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和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在20世纪90年代，康德苏一直试图通过修改IMF章程，迫使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

把资本项目自由化提高到一种普适原则的要害在于无视民族国家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资本项目自由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也没有理论和经验事实能够证明这种改善是帕累托最优，更遑论这里还有地缘政治问题。

相反，这本书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理论修养上的欠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的关键两个字是加快。而亚洲金融合作则是减轻这种负担的可能途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张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笃信基础之上。

它们对香港的兴趣只在于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可以任由它们操控，就如其他人所说，好像提款机一样，随时可以提款。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本文集。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重新引入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是否应该在某一特定时期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由于政治分歧，区域金融合作终究未能成为亚洲国家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选项。

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敲响警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教条早已被请下了经济学的神坛。

本文集的基本思想是： •中国目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等种种挑战，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则在维持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下，重新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第二组文章是向国外介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下，中国管理资本跨境流动的经验。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撒切尔主义影响下，市场原教旨主义崛起，资本项目自由化理念才随之成为经济思想的主流。例如，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但执行了FDI优惠政策。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自由化状态下，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

中国自1996年12月１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二款、三款、四款的义务，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或通过它的所谓倒逼机制来解决。

而且，他的讲话也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

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怀疑态度难免不被视为异类。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 国际化 。

在IMF章程中找不到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款。然而，这些理论却遭到它们最正宗的受益者的痛批。香港的金融稳定一度命悬一线。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

结果，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引入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

•当前，在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渐进方针的同时，中国应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问题也并非改革速度过快: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韩国、印尼和泰国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方式是相当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渐进式的。

他们的结论是: 经验研究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 (have little) 关系。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

第四组文章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路线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的关系。最近索罗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所谓的科学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拙劣的构想 ……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造成的不是确保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而是金融危机。相反，IMF章程第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必要时成员国可以运用资本管制 (controls) 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调控（regulate）。本文集收集了我从1997年到2014年之间，就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所写的系列文章。

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经济动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较多的投资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

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的《资本账户开放》一书的序中我写道: 我并不认为这本书中的论文对经济学理论有何重要贡献。